而今迈步从头越（布面油彩，中国美术馆馆藏） 沈尧伊作
赤水股票卖出确认信号，从乌蒙山深处奔涌而出，在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千回百转。河道蜿蜒如带，两岸壁立千仞。因河床富含赤色砂岩，河水裹挟红砂奔流而得名。
91年前，就是在这赤色波涛之畔，面对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，毛泽东同志指挥中央红军，以一连串声东击西、影南实北的战略机动，从死亡的缝隙中蹚出了一条生路。
赤水河两岸，留下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千古绝唱——四渡赤水。
一渡赤水：临危转舵，跳出死局
千里赤水河，如同一张拉满的弓。40万国民党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。万箭所指，则是毛泽东率领的不足3万人的中央红军。
这就是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。
一路征战，伤兵满营。东去湘西与红2、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早已被敌人识破，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长久立足。更为严峻的是，蒋介石已电令各路大军，务必将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。北渡长江、与红4方面军会合，似乎成了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。
1935年1月20日，中革军委下达《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》，渡江地域定在宜宾、泸州之间。最初的设想是，乘着年关临近，川军江防麻痹、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，避其锋芒，悄然过江，摆脱敌人围追堵截。
北上渡江，必先克“北拒巴蜀、南扼黔桂”的战略要冲——赤水城。怎料，红1军团先头部队进抵赤水河畔时，赤水城已被川军抢先占领，攻而不克。与此同时，在土城方向，红3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遭遇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。自从红军进入黔北，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，“抱必死决心，奋勇阻截”——川北的红4方面军已经难以应付，刘湘显然不想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。
土城至赤水城70公里，尽是高山峡谷，若让郭勋祺部得以立足，红军必将腹背受敌。情报显示，郭部仅有五六千人。毛泽东决定集中红3、红5军团5个师和干部团，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，对尾随之敌打一场“歼灭战”。
1月28日拂晓，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。可战至黄昏，双方依然呈胶着状。红军这才发现，情报严重失误——川军并非4个团6000多人，而是6个团1万多人，后续增援还在不断涌来。并且，这支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，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后者。
“歼灭战”打成了“拉锯战”。弹药匮乏的红军主力，陷入险境。
危急关头，毛泽东一眼看穿死局。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果断叫停缠斗，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，避实就虚，西进川南。
1月29日，红军依托简易浮桥，从土城浑溪口、蔡家沱、元厚等渡口第一次西渡赤水河，进入川南，随即转向川滇黔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。四渡赤水由此揭开序幕。
善走方能善胜，善变方能突围。西渡赤水，看似退却，实则是主动让出战场空间，牵引敌军主力西移，偏离黔北核心战区。这一招“临危转舵”，不仅跳出了敌人重兵合围圈，也为日后回师东进、重返黔北埋下了关键伏笔。
二渡赤水：回马一枪，扬威娄山
时值隆冬，大雪纷飞。
发现红军退守滇北苦寒之地，蒋介石自以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。他判定红军只能南北逃窜，即令滇军、川军南北夹击，妄图在扎西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。
春节期间，迎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登临庐山。1935年2月9日，农历大年初六，他在庐山美庐别墅颁布《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》，重金通缉朱德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。国民党报纸宣称，“匪子弹用尽，患病亦多，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”。
踌躇满志的蒋介石自然不会想到，一招致命的“回马枪”，正悄然向他的大军使出来。
也是在2月9日，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了会议。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“江阔水深、有重兵防守”，不仅没有率红4方面军南下吸引川军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，得以集中全力封堵中央红军北进，会议果断决定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。
同样是在扎西，中央红军迎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整编。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和1个干部团，机关与后勤人员大幅精减，充实一线战斗部队；从江西一路随军搬运的造币机、印刷机等笨重器物，一律就地处置。长征初期“大搬家”式的冗赘阵形，自此彻底消失。
丢掉了“包袱”，实现了“消肿”，部队焕然一新。高度机动灵活、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，又回来了。
趁着国民党军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、贵州兵力空虚之际，毛泽东精准捕捉战机，再度挥师黔北。2月18日至21日，红军兵分三路，从太平渡、二郎滩、九溪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，重入贵州。
取桐梓，奇袭娄山关，再占遵义城！红军势如破竹，短短5天，歼灭和击溃国民党“追剿”军第一纵队司令官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。
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。落荒而逃的吴奇伟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，尚未过江的敌人和大批武器，全部被红军俘获。红军毙伤敌2400余人，俘敌3000余人，缴获大批军用物资。
“舵手一易齐桨橹，革命从此上新途。”红军的胜利，使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。
胜利的战旗，浸透着烈士的鲜血。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，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第11团政委张爱萍怀中——27岁的邓萍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。
长风掠去硝烟，晚霞染红群山。望一眼巍峨娄山关，马背上的毛泽东吟诵出不朽名句——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
从头越——是蜕变，更是新生；是从臃肿的“搬家”转化为攥紧的“铁拳”；是以整编后的全新姿态，跨越往昔的艰难与挫折。
巍巍雄关，滔滔赤水，见证了何为用兵如神。
三渡赤水：佯动惑敌，布下迷局
蒋介石暴怒了。他亲飞重庆调度兵力，各路敌军再次涌向遵义方向。
红军多次寻战，均未达到目的。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，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，寻找战机。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，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，便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。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，集结于鲁班场，态势突出。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部。鲁班场三面环山，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。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，双方形成对峙。蒋介石大喜过望，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，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，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。
然而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，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，来到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。
元股证券:ygzq.hk3月16日至17日，红军三渡赤水，从茅台镇附近三个渡口再入川南。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，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，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。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，急令川黔滇三省军阀部队和中央军全线向西集结追击，放言“剿匪成功，在此一举”。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倾巢西进，直接抽空了乌江、贵阳后方防务，为红军南线突围留下了缺口。
调敌于千里之外，决胜于虚实之间。
三渡赤水，是一场精心谋划的调虎离山之计。红军主力仅在河西短暂停留5日，待敌军重兵尽数西进、远离黔北防线，即刻隐蔽集结、悄然回师。
真假虚实、明暗相生。一场佯动，牵动敌人疲于奔命，让敌人所有重兵布防尽数落空。
四渡赤水：穿插缝隙，直逼贵阳
尽管红军一次次冲出重围，蒋介石依然笃定红军“流徙千里，四面受制，下山猛虎，不难就擒”。他携夫人宋美龄、顾问威廉·亨利·端纳，以及一众国民党高官飞抵贵阳行营督战，要用铁壁合围对付红军的机动。
蒋介石显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：他此时的对手，是毛泽东。
排行前五配资1935年3月21日夜，红军借夜色掩护，从二郎滩、太平渡等地第四次东渡赤水。同时，红9军团伪装成主力，在乌江以北牵制敌人，掩护大部队向南急进。主力大军从敌军防线缝隙中隐蔽穿插，甩开追兵，突破乌江，全速南下。
红军占息烽、下开阳，兵锋直指贵阳城。毛泽东下令营造佯攻之势，部队大张旗鼓地高喊：“打到贵阳去，活捉蒋介石！”
贵阳周围只有黔军4个团，距贵阳较近的也不过是从遵义战役溃逃而来的残兵败将，根本不堪一击。
蒋介石惊慌失措，一夕数惊。他一边筹备轿子、马匹随时准备逃跑，一边连发数道“万万火急”电报，强令滇军孙渡部星夜兼程前来“勤王护驾”。
当孙渡纵队以3天200余公里的急行军抵近贵阳，红军又是虚晃一枪，一路狂奔进入云南，前锋抵达距昆明10余公里处——由于主力赶去救蒋介石，昆明守军吓得不敢出城作战。
“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——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，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，毛泽东要他怎么样，他就怎么样。”50年后，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这样写道。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果然中计，从金沙江附近撤回3个团保卫昆明，川滇边界的金沙江顿时变成几乎不设防的地带。
机不可失。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急赴金沙江畔——那里，才是毛泽东真正想要去的地方。待到蒋介石如梦方醒，红军已经靠着6条小船巧渡金沙江，绝尘而去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追击，度过了长征中最为惊险的一段时日。
蒋介石懊恼不已：“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，却任他东逃西窜，好像被玩弄一般，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……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。”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，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，被其玩弄欺诈，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。”
几天之后，军委纵队宣传科科长黄镇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《破草鞋》：国民党军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畔时，红军早已无踪无影，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。
藏在波涛里的制胜哲理
四渡赤水，不是刻板的作战方案，也没有固定的行军路线，而是实事求是、辩证用兵的军事智慧。
敌变我变，绝不拘泥于预设计划。原定渡江受阻便立刻改道，敌军西追便转头东进。区别于长征初期的死打硬拼，红军“打得赢就打、打不赢就走”，进退攻守，皆服务于保存有生力量这一核心目标。
善分虚实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。四次渡河真假交错，以少量兵力作诱饵，牵动国民党大军疲于奔命。敌人始终猜不透红军动向，从战略“围追”的主动方，沦为无奈跟随、处处挨打的被动方。
懂得取舍，不计一城一地得失，更懂得依靠人民群众。放弃土城、撤离遵义，千里迂回看似绕远，实则每一步都在消耗敌军、寻找突围缝隙；而赤水两岸的百姓主动引路、架桥、掩护伤员，隐秘渡口、山间小道全靠群众指引，则为红军大迂回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撑。
赤水河奔流不息。穿梭河谷的中央红军，打赢了这场史所罕见、世所罕见的大规模机动战，扭转了长征危局。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步步腾挪、次次闪转，将一盘在敌人看来的必死之局，硬生生走成了绝地重生的活棋。
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曾深刻总结：“遵义会议以后，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，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，迂回曲折，穿插于敌人之间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，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，处处主动，生龙活虎……这些情况和‘左’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，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：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，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，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。”
刘伯承所说的“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”，便是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中阐释的军事辩证法：“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，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。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，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，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。”
四渡赤水，正是毛泽东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舞台上，导演的一幕精彩活剧。1960年，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，毛泽东却向这位二战名将谈起了四渡赤水——从极为严峻的危局中赢得胜利，才是毛泽东眼中值得回味的“得意之笔”。
“四渡赤水出奇兵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。”所谓“用兵真如神”，不是凭空而来的神机妙算，而是立足现实、辩证取舍、胸怀大局的大智慧。
千古河山棋一局。四渡赤水，道尽机动制胜之道：3万轻骑，戏40万重兵于股掌之间，没有未卜先知的“神机”，只有顺应战局的“妙算”；没有一成不变的“定式”，只有实事求是的“破局”。
今天，当我们再次回望赤水河，读懂的不仅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，更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：身处绝境，不囿于固有定式、不惧于辗转迂回，方能于山重水复之间，踏出一条柳暗花明的生路。
赤水河依旧裹着红砂奔流。当年的浮桥早已不见，只有岸边石头上的绳痕，仿佛还紧紧勒着91年前那个不平凡的春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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